“我的革命经历”——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自述

作者:邹志琼 日期:2024/1/16 来源:州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点击:5485 

我1928 年3月28日出生在祥云县庙村的一个半山区家庭,父亲在兄弟四人排名老三,名字周元满,母亲罗银顺。有兄弟二人,哥哥比我大四岁,学名周锡光,小名润寿。我学名周锡彩,小名润元。

爷爷是个盲人,早年家族里有一位叫“了哑”的人,看到官府来捉拿一个叫“了赌”的人,误认为捉拿的是父亲的二哥,慌张地告诉爷爷说你家老二被官府拿走了,爷爷受到刺激,急火攻心眼睛就慢慢瞎了。听父母讲,我刚满月后不久,爷爷就去世了。爷爷临死前叫母亲把我抱给他摸摸。爷爷摸了我的脸和脑门,就对父母讲:“我可能活不长了,这孩子五官饱满,脑门宽宽的,今后可能是能人呢,你们要好好培养他。”不久,爷爷就去世了。

大概十一二岁时,父亲就把我送到村里的学校读书识字。家乡的后山产煤,为了遵照爷爷嘱托,父亲就带着十四五岁的哥哥到私人的小煤矿帮人干活,他当锤手(采掘工),哥哥当背夫,以此维持家里的生活开支和读书费用。当时煤山老板每天就等下班给你一背煤炭,不发工钱。等我放学后和星期天,就和母亲把老板给的灰煤运回家加上泥浆做成个子(小块煤),晾干后,母亲拖着裹得畸形的小脚背上一小背,赶着家里的枣红马走村串户去卖。我有时也会跟着母亲挑着煤炭到祥云县城卖,早上六点钟出发,晚上十点钟才回到家,路上就吃点前一天做好的包谷面粑粑,向别人讨点冷水喝喝。卖完煤回到家时,已是吃晚饭睡觉时候。一家人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生计。

大概读到四年级时,冬日里的一天,我跟着母亲挑着做好晒干的煤个子,赶着驮着煤炭个子的枣红马到离家四公里远的水口国民党军供招待所去卖煤。裹着小脚的母亲背着背子,身上还背着煤,到了部队依次将煤码放在厨房里。我自己挑着的煤被一个叫罗采章的当官模样的人要求码在他床底下,供他私自烤火。由于床下空间窄小,煤块被弄烂了几个,把地搞脏了,于是被他骂道:“你这小杂种,小煤花子。”我回了几句嘴,被打了两个耳光。年轻气盛的我拿起扁担想跟他拼了,母亲见状赶忙拉着我,并向罗采章赔礼道歉,说小孩不懂事,回去我收拾他,并哀求把煤钱结了。

回家的路上,我跟母亲说我没有错他为什么骂人、打人。母亲说,这世道就是这样,我们还要卖给他们煤来生活,供你读书,你要是碰他们一下我们下步怎么生活?好好读书,今后改变这不公世道吧。

在村里小学读了四五年的书,我刻苦努力经常考全校第一名,闲着的时候经常帮助一位叫李争的老师种种菜、浇浇水,小学读完后就在李争老师的推荐下到下庄街读初中。

在下庄中学读书期间,当时的老师思想很进步,除了讲些基础知识,课外还给我们讲当前的形势。我读了一年多的初中也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听到马街云城中学要招一班简易师范生,面向全区招生,于是就约同学董繁贵一同报考,结果我考上了。

在云城中学简易师范读书期间,老师大部分是从省城调来的进步老师,除了教一些基本课程,还讲一些共产党领导下全国的革命形势。1948年,在两年学业结束后,同年3月听说下庄街一带有边纵八支队活动。通过熟人介绍,我认识了祥云县第一个农民党员姚开用同志,经他推荐参加了边纵八支队地下工作。起初是搞情报工作,是处于私密形式的单线联系。后来随着革命形势好转,八支队的名声大振,参加八支队人员也多了起来,相应的枪支也不够用,姚开用就指示,要把当地地主恶霸的枪支收缴,就从我们村开始。

当时庙村是一个大保,管辖到弥长、桂花亭等村子,枪支也有十几支。1948年中秋节,我们得知庙村的地主熊连文家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家丁们都会把枪留下,放假过团圆节。通过侦察,得知那天家丁们的确回家过节去了,然后就由我带领八支队的彭荣太,本村的熊城南、冯朝紧等7人于当晚十二点左右偷袭地主熊连文家。我们把家里的木梯子带上,从熊连文家的后山墙翻进去。我和彭荣太、冯朝紧3人进去,其余4人由熊城南带领在正门等候。我们3人借着月光神不知鬼不觉进入熊连文家的院内,打开被上门杆拴住的大门,在外面等候的熊城南等4名队员迅速地进入大地主家院内。

进入院内后,我们看到主房中阁还有光亮。透过窗户看到熊连文还躺着吹大烟,推推门也没上栓,我们几个使了个眼色就迅速冲进客厅。熊连文见状惊恐地问:“你们要干什么?你不是三叔家的润元吗?想造反吗?”我说:“躺着不要动,我们是八支队的,李中桂大队长派我们来借你家的枪支用用。”其余队员很快就把枪口和大刀对准熊连文。熊连文见状,吓得腿开始发抖,急忙说:“兄弟有话好好说,别乱来,我们周、熊两家祖上是一家人。”我说:“那就把你家枪支全部借给八支队用用,不借就跟我们到大仓走一趟,见见李中桂。”这时熊连文在里屋睡着的老婆大祝英听到声音,急忙穿好衣服披头散发出来说:“润元兄弟有话好好说。”随后对熊连文说:“兄弟也是执行命令,把枪给他们吧。”熊连文很不情愿,又很无奈地叫媳妇大祝英把钥匙拿来,带我们到耳朵楼隔楼里的上锁大箱子前,把11支步枪交了出来,接着又从微小一些的上锁木箱里拿出了装着30几发子弹的布袋并上交。大获全胜后我们连夜把枪支交给了游击队,得到大队长李中桂和副指导员姚开用的表扬。

那段时间,我们发展了八支队队员20多人,又收缴了鹿鸣雄里一带地主恶霸的枪支11支,共计22支枪汇集到八支队使用。后来,组织发展了熊城南、冯朝紧、董繁贵等20余人参加了八支队。慢慢地,八支队也由地下活动转成公开活动。

由于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加之我年轻力壮、积极工作,在1949 年3月经姚开用同志介绍,加入了地下党。入党时,在团山寺院里由姚开用带领进行入党宣誓。

1949 年8月,国民党26军的部队和保安团进攻八支队,天沐分区整编为边纵八支队第四游击队,大队长李中桂,指导员解民、姚开用,这时游击队由坝区向山区转移,任务是小股分散游击形式,打击消灭汉奸,战斗区域是鹿鸣一带。

由于经常转移阵地,物资运输困难,我就回家跟母亲讲了游击队搬运后勤物资困难急需马匹运送,能否将家里的枣红马支援给游击队使用。母亲听后同意将家里唯一一匹维持生计的枣红马支援游击队作后勤运输用。

我的一生充满坎坷。1957 年,边纵八支队被打成“土匪武装”,我也成了“土匪”。由于坚持真理,敢说真话,1969 年,我被下放到宾川太和劳改农场管制了两年。当然,后来都得到了平反。1957 年管制期间,农历七月中旬,哥哥润寿误食了毒菌子,产生幻觉自己用剃头刀将自己喉咙割开,生命垂危。父亲连夜从祥云赶到宾川太和农场和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我立即向所有同事朋友借遍了钱,才凑够医疗费,请了假和父亲赶回家把哥哥带到昆明做气管缝合手术,这才保住哥哥性命。

1970 年我老婆生小孩,大出血,组织了本村多人输血救治,最终一对双胞胎只保住了一个大双,遗憾的是三个月后也夭折了。紧接着,同年老父亲也病逝了,老母亲带着我才有六岁的儿子艰难度日。

1978 年,在修建普棚水库期间,村里的一个坝塘,由于当时修三甲水库南河,期间为节约资金,河道通过庙村周家坝塘时没有单独修一条河道,水直接就从坝塘中通过,坝塘就成了漾砂塘。由于年久失修,坝塘已失去蓄水功能,几百亩田地无水可用。看到这种情况,我多次找当时的县委书记李国兴反映,和当地普棚水库总指挥李培澜沟通,最终决定把妙村的周家坝塘作为修复工程列入当年祥云县的水利工程。

坝塘修好后,得到全体村民的好评,大家都说:“没有你的话,不知道这坝塘要拖到猴年马月才能恢复蓄水。”(本文通过周锡彩口述及相关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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